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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经济手段化解雾霾威胁

2014-4-17 14:52:40 作者:贾康

2013年以来,动辄打击大半个中国且已造成“国际影响”的雾霾,已带有环境危机特征,引起了民众广泛不满和政府管理部门的高度焦虑,形成了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生活的现实威胁,亟须化解。

笔者认为,正视环境危机挑战,我们一方面要清醒地认识到,消除雾霾危害并非易事,因为在“先污染,后治理”的既成事实轨道上来解决此种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另一方面,必须形成中长期减排治污、消除雾霾等环境危机因素的可行思路与务实方案。

这里首先有一个“对症下药”的视角,即雾霾愈演愈烈的成因到底是什么?关于我国雾霾等环境危机因素的成因分析固然还需要展开大量的科研工作,但目前基本的判断却已经形成:这明显地与我国具体国情中的如下几个要点息息相关:一是我国近95%的人口聚居于仅占42%左右国土的“瑗珲-腾冲线”(亦称“胡焕庸线”)之东南方,使能源消耗、环境污染压力呈现“半壁压强型”;二是我国基础能源主要依靠国内储量丰富的煤炭,而煤的清洁化使用难度高,大气污染等负面效应十分突出;三是几十年来,我国形成了在经济起飞中以重化工业支撑的超常规粗放式外延型快速发展模式,单位GDP产出中的能源消耗系数相当高,污染因素集中度高却不能有效化解。以上这些可以说是我国能源-环境压力方面客观存在的“三重叠加”,我们必须如实认识理解相关环境挑战的严峻性。

接下来,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除上述基本国情中有关人口分布、自然资源禀赋、发展阶段特征等基本上不可选择的因素之外,还与可塑性很强的制度机制因素密切相关,而在这方面我国存在重大缺陷。也就是说,来自于机制性的资源粗放低效耗用状态是造成我国环境污染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它涉及与煤、电、油等能源耗用相关的制度安排问题,恶化着大气、水源水流、生态环境,形成了经济、社会生活中危及人们生存质量的不良传导链条。

我们面对这种使发展过程不可持续的挑战与威胁,必须抓住可塑、可选择的机制与制度安排不放。笔者认为,下一阶段应该从资源税改革入手,逼迫电力价格和电力部门进行系统化改革,进而引发地方税体系和分税制制度建设,从而推动新一轮税价财联动改革。这一主题其实过去已在若干角度上被方方面面所关注和议论,但还缺乏一种“捅破窗户纸”或“打开天窗说亮话”式的正面审视,没有挑明并加以通盘连贯处理。

在节能降耗方面,政府行政手段为主的选择式“关停并转”,虽仍然被反复强调,但其操作空间有限,仅适合为数不多的大型企业;从理论上来讲,以法规划定“准入”技术标准的“正面清单”方式虽然适用于中小企业,但如果以此为主来操作,一定会产生为数众多、防不胜防的人情因素和设租寻租,发生事与愿违的种种扭曲和不公。笔者认为,只有坚持以经济杠杆手段为主,把真正低效、落后、过剩的产能挤出去,才能引发出一个绿色、低碳、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升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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