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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全球化”下如何看待得失

2014-4-24 10:38:59 作者:彭德倩

近日,由我国科学家建议、设计并主持的新十年科学大洋钻探首个航次——南海第二次大洋钻探圆满完成。登船同行的中国大陆科学家13人,美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科学家18人。此次,在中国科研力量的主导下,“科学大洋钻探”这一地球科学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国际合作计划顺利实施。

随着经济、技术发展,科学技术交流与传播的范围、速度、规模都达到空前水平,越来越多资源开始跨国配置,越来越多研究跨国组队……当“全球化”渐行渐近,我们究竟获得了资源,还是失去了先机?中国科研是否已做好准备?值得深思。

科研“大兵团作战”

大洋钻探目前已发展为20多个国家参加、年预算接近2亿美元的超大型国际合作。

1999年,在中国科学家提议、设计和主持下,实现了中国海域的首次深海科学钻探,使我国一举进入国际深海研究的前沿。当时的项目主持人、中科院院士汪品先说:“我国海洋意识的觉醒和深海研究的起步比许多国家都晚,深海科技与国际前沿的差距也比许多领域都大,只有采用非常规的对策,才能早日实现建设海洋科技强国的理想。其中,大洋钻探作为深海探索的前沿阵地,正是我们可能的突破口。”

国际空间站计划、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人类基因组计划……上世纪以来,越来越多跨国合作的宏大科学项目付诸实施。除这些事关上天入海、生命奥秘的“大科学问题”以外,以往被认为科学家“单兵作战”、“一张纸一支笔”就能完成的学科领域中,“大兵团作战”也正成为趋势。不久前,复旦大学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黄吉平教授登录了欧洲同行建立的“数字校园”,他惊讶地发现,在自己研究相关的物理、计算机、数学等领域,全球100多家高校、研究所的研究者正各自上传共享实验数据、研究思路等,并热烈探讨,其中有些数据竟然还是未曾发表的。“在全球化的分享碰撞中,研究和思考都有了新的火花。”黄吉平说。

合作或为“双刃剑”

“科技全球化主导着经济全球化中的世界分工秩序与竞争格局。”中科院院士徐冠华认为,“许多研究项目的研究对象涉及到超越国家界限的大尺度范围,需要不同国家、不同知识机构科研人员的智力优势互补,必须由不同国家的科学家互相交流、协作完成。而大科学研究所需的昂贵仪器设备,使科研成本不断增加,需要不同国家分担成本,资源共享。科学研究的全球化趋势正趋明显,科学家将更多地在全球化和网络化的开放环境中相互竞争、相互交流与合作。”

这一新领域中的“全球化”究竟是喜是忧?学界对此也有争议。有学者甚至担忧,它可能进一步拉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科技差距,正如在经济全球化中发展中国家处于弱势地位一样。举例来说,在合作中,发展中国家拿出的可能是丰富的生物物种、基因、化石、历史文献等独有珍贵资料,而发达国家则仅凭借本已高出一筹的研究力量就可轻松获得大量成果。

对此,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杨志刚教授认为无需过虑。在他看来,在自我保护的同时,更应有发展意识,有信心在合作中学习、成长,进而逐步占据主导位置。

争取成为“领头羊”

如何当上领头羊?汪品先院士认为,首先要“敢争”。如在“大洋钻探计划”中,资金各国分摊,而哪个航次究竟考察哪里,则由科学家递交建议书,然后在科学意义、可操作性等各方面展开比拼,“胜者”即可掌握这部分资源,登船科考。与此同时,钻探所取得的岩芯等珍贵研究资料,登船参与探索的科学家可获得一年的“优先权”,即完成取样一年内可独享研究资料,一年后才向全球学者开放。1997年,我国科学家提出的南海大洋钻探建议书,在当年全球各国建议书的评价中以第一名的优势脱颖而出,1999年的大洋钻探第一次南海科考才得以实现。那之后的历次大洋钻探,我国科学家多次参与,成长为深海基础研究的重要力量。

此次第二次南海大洋钻探,同样源于 “敢争”。据钻探中方首席科学家李春峰教授介绍,参与竞争的建议书共有120多份,有的已经 “等待”了五六年,其中有意探索南海的也有两份。最终在激烈竞争中,我国科学家的建议书再次中选,得以成行。由于以“我”为主,我国上船科学家几乎占总数的一半,覆盖古海洋、古生物、地磁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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