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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哪条路上返回“现场”更好

——煤矿作家老九小说《差一点以为是他杀》的文本批评

2016-2-1 9:43:15 来源:中国矿业报 作者:王建旗

按照以往文学批评的经验,在阅读煤矿作家老九新近发表的小说《差一点以为是他杀》(《雨花》2015年10期,以下简称《他杀》)时,我感到我的批评常识遇到了困惑和难题:虽然我凭一个文学批评人的直觉,感到这是一篇有价值的小说,但是却不能够用我们一贯的方法去归纳和界定它,因为,我的批评设想越是蓄意接近它的某一个特征,便越是觉得这样做就会掩盖或遮蔽它的另一些特征,如果要把这个多面体文本不同的方面归纳为一个统一体的话,那么其他的方面与特征一定是彼此连带和不可或缺的,是它们一起共同支撑和呈现了这个“统一体”……这显然不仅仅是一种综述的方式。

《他杀》是老九复兴煤矿系列小说当中最新的一部,一个7000多字的短篇,但细读之后就会感到明显的“扎手”,它携带了一种新的辐射和可能性,尤其是在当今工业文学几成凹地的状态下,这篇写国企煤矿集团的小说露出了某些峥嵘之气与现代先锋小说的叙事品质,但是“工业文学(小说)”的模型肯定套不住它;它还具有明显的“案例小说”的特征,甚至其名字“差一点以为是他杀”都带有婆娑迷离、声东击西的“刑侦”色彩。

《他杀》令人激赏和执意渲染的,恰恰就是这种叙述的节奏,一系列应接不暇的情节、对话、人物和往事在书页上奔驰,从一个段落到另一个段落,从一个章节到另一个章节,每一个步骤、辗转腾挪都显得密不透风,有一种神采飞扬的野性和不容置疑的蓬勃生气。并且我们能够感到这样的“密集”是确切地出于小说的本文,而不是刻意地对是非的梳理、道德的判断和对暴力与权力的谴责,文学速度和力场飞快地穿越了它们,通过在它们缝隙间迂回出入使它们的黏结更为自然、紧密,并能够在更自然和紧密的连续性当中传递出生命、权力及其社会结构和过去、现在,以及延伸到未来的更多信息。

《他杀》也确实像是一部“从死亡和坟墓里回来的小说”(卡尔维诺语),因为作者是从自己的“死亡”开始叙述的,小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很快就要死了,很快。此刻,我从九层阳台的窗口‘颠’了出来。”随后是死亡的具象化:“……感谢上苍,我总算摔在垃圾堆上,头上的血、嘴里的血、身上的血顿时四射,暗红诡异,一次前所未有的下坠恐惧和恐惧下坠终于结束。”小说采用“倒叙”的方式,在生命结束之后,“依然活着”的主人公带领我们返回婚宴与暴力的现场,使小说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虚无感和魔幻性质,这让一篇本来力道沉雄的现实主义作品在形式上生出了现代主义文学闪烁不定的枝节。其实,这是煤矿作家老九一贯的方式,是一个老道的叙事者的“狡黠”和其在执意而为的“靡丽叙事”当中为文本豁敞预留的某种“多情的线索”。

我认为,主人公的死亡不是小说的结束,而是一个切入点,一个狭窄的入口,通过这个切入点和入口,小说的主题已经穿越权力场的迷雾,小说的高音区并不在于权力场对人性与生命力的压迫和窒息,而在于对主人公死亡方式的微妙处理,因为在这里,生命的终结其实是一个神话。

通过死亡来见证权力的任性、人性的乖张、信任的没落,代价却太大了,也太残忍了。这不应该成为文学艺术的出发点和终结点,也许正因为如此,老九在此埋下曲折的伏笔:主人公在最后时刻写下了自己的交代,蓦然间让一个人的死亡具有肃穆的宗教感和再生的意义,“睡莲”的意象使一次意外的死亡在“自杀”和“他杀”之间的滑动空间一时间变得更为广阔和犹疑。

可以说《他杀》这个结尾不仅让小说的整个转述视角发生了转变,而且也让作者与读者返还现场的方式、路径变得开放。在这里,主人公对施暴者的宽容实质上是对暴力、权力的一种蔑视;在这里,在一切即将,或已经结束的地方,作家抑制住“人性”或欲望的入口,向更高的地方敞开了。一个失去生命的人,通过死亡才能返还了生活、生命的现场,也让我们通过死亡见证与检验了一个作家的抱负和文学可能的价值观。一部旨在批判权力秩序,声讨暴力的小说在最后却原谅了它们,这也让施暴者及其背后的膨胀权力文化显得更加卑劣。小说的这个结尾其实也是一种控诉,尽管这样的“控诉”已经近似于在接近“正法”的同时的一点点修补。从这样的原则与立场返回生活“现场”——当然也是文学“现场”——不是更好,更有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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