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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母亲

2016-8-31 15:27:16 来源:中国矿业报 作者:邓晓善

三十年前,在地质队里有一类俗称“半边户”的家庭,即一家人中有“商品粮”户口的,也有农村户口的,夫妻及子女分隔在单位和农村两个天地。我家就属于当年的“半边户”家庭——父亲在单位工作,是核工业二六二大队的一名普通职工,而我母亲则独自带着5个子女留守老家务农。

1955年3月,我国第一支铀矿地质队309队在湖南成立,其中一个小分队开赴我老家开展铀矿普查、勘探,当时的分队长(据父亲说后来成了核工业西南局的局长)和苏联专家等一干人马就借住在我家,父亲便在当年9月份就地参加了工作,分配在老家附近鸿泰矿业从事铀矿探硐的压风机操作。几个月后,309队通过航测在湖南郴州许家洞的金银寨发现了铀矿异常,父亲便随队伍转移到金银寨。父亲说,在金银寨工作那段时间尤其艰苦——上世纪50年代,科技落后,国家财力有限,铀矿勘探设备简陋。为了节约成本、减少风管的长度,硐探的柴油空压机都是安装在坑道里。而湘南地区本就气候湿热,加上金银寨地下温泉发育,坑道里有40度热水喷涌,以至于硐内更是闷热难耐,而且因为柴油空压机在坑道里直排尾气,导致不时有人在硐里中暑、中毒晕倒,许多人受不了这份苦而选择离队。但在母亲的鼓励下,父亲一直坚持下来,而且一干就是4年。1959年,为了国家战略需要,国务院授权二机部把309队一分为二,拆分为309队和608队两支铀矿专业地质队伍。父亲当年便离开湖南,远赴江西的608队第2队,也就是现在的核工业二六二大队。

父亲在608队第2队首战江西乐安相山,继续操作空压机。在乐安工作期间,父亲不打牌、不下棋,一心扑在工作上。那时候,地质队的大型设备大多是从苏联进口的,父亲非常珍惜,他像战士爱护武器一样爱护自己管理的空压机,每天认真维护、精心保养,确保它始终保持完好状态。由于刻苦钻研,父亲后来几乎成了空压机的“土专家”。一次,一台被苏联专家判了“死刑”的苏式空压机,经过父亲连续几天的精心修理,最终起死回生。此后,每逢空压机出现故障,其他人修复不了时,领导总是吩咐找我父亲去解决,只有我父亲说修不了的才能报废。

核工业二六二大队在乐安相山取得巨大的找矿成果后,父亲随单位再次转战到更加偏远的江西宁都县大布地区从事铀矿勘探一线工作。1968年,因为在中草药方面的一些特长,父亲转岗担任工区卫生员。面对前后两个巨大差异的工作岗位,父亲从零开始,虚心学习,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职业的转换,一双使惯了榔头扳手的粗糙大手迅速完成了自如使用手术刀的蜕变。之后的十几年里,父亲发扬医者仁心,兢兢业业地工作在地质队医疗卫生基层一线,直到1986年11月退休返回老家与母亲团聚。

几十年里,父亲在单位获得了不可胜数的荣誉和奖状。而最让父亲引以为荣的是他所工作过的两支队伍都是对国家作出突出贡献的“功勋地质队”,得到过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正是这两支队伍——309队10分队和608队第2队,就是现在的湖南省核工业三〇二大队和浙江省核工业二六二大队,一个在湖南郴州金银寨,一个在江西上饶坑口,为国家创造了历史,立下了赫赫战功——在1958年正式向国家提供第一批铀矿工业储量,是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提供铀资源的三支队伍之一。

在父亲舍家别子、为国效力的日子里,母亲独自留守老家,里里外外一把手,背负着家庭的重担,为父亲解除在外征战的后顾之忧。

由于湘赣两地相距遥远,交通不便,母亲还得在家劳动养家而脱不开身,所以,她在父亲工作前期的十多年里从未到过父亲单位探亲,直到1974年父亲病重期间才到单位陪伴过父亲几个月。而父亲当年的假期也一直很少——那时候职工每年的探亲假起初只有十几天,后来增加到二十多天,所以夫妻团聚的日子非常之少。记忆中最长的一次团聚是1973年,当年父亲心脏病非常严重,二十几天的回家探亲假期结束后,父亲身体状况依然非常糟糕,就从老家打电报到单位再次请假两个月,到了农历大年二十四那天,父亲的假期到了,他不得不含泪离家启程回单位上班。父母亲结婚30多年,到父亲退休时,他们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日子总共不到3年。在那漫长的日子里,母亲独自用柔弱的肩膀无怨无悔地扛起了养育儿女、侍奉公婆、发展生产的重担。

母亲是一个勤劳、朴实、善良、要强的女人。她善待儿女、孝敬公婆、融洽邻里。但父亲不在的日子里,家里没有个顶梁柱,而我们兄妹几个年龄又都太小,除了舅舅偶尔来帮一把以外,母亲肩上的重担几乎无人分担,再苦再累她无人依靠。

母亲一年到头起早贪黑,从无片刻停歇——既要照顾5个子女,还要分担赡养爷爷奶奶的义务;既要赚工分养家,还得负责摆弄全家的一日三餐——白天上、下午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中午得抽空忙自留地里农活,晚上还得经常为家务忙到凌晨两三点钟。

大集体时,农村都是靠赚工分吃饭。而我们村本来就人多地少,庄稼收成有限,加上我们家就母亲一人出勤赚工分,所以,每年我们家分到的粮食总是最少的。每到春夏之交,当别人家的孩子在为没有好菜不肯吃饭的时候,母亲就得开始为几个孩子不挨饿而绞尽脑汁。那时候家里大米总不够吃,一年到头更是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上猪肉。所以,改善一下生活、痛痛快快吃上一餐猪肉是母亲长久的梦想。也许是日有所想夜有所梦,母亲在一次的梦中过节吃肉,为了多给儿女们留一点,她梦里依然省着不吃肉。梦醒之后,她懊悔不已,第二天跟人开玩笑说“要知道那是做梦的话,该在梦中好好吃它一顿”。

即便病倒在床,母亲还得惦记、操持一家人的饮食起居。上世纪60年代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母亲为了哥哥姐姐不饿死,常把生产队食堂分配来的属于自己那份米饭省着给孩子们吃,以至差点把自己饿死,后来还是被人民公社的几次黄豆做成的“营养餐”救活而幸存下来。上世纪70年代初,母亲在村里修水库时,被山上滚落的石头砸穿左脚胫骨当场昏死过去,后被人救起。但母亲只在家躺了十几天,待伤痛稍微缓解之后,又强支身体接着干活。生活的重压常常让母亲心碎,母亲为此多次在梦中急得哭泣,哭声常常把哥哥姐姐吵醒,最后母子几人半夜里哭成一堆……

母亲一生目不识丁,所以她深知知识的重要。尽管生活艰难,但她从不放弃让孩子们读书成材的梦想。当村里的其他家长为了多赚工分而让孩子辍学回家时,母亲却咬紧牙关坚持供所有的子女上学,不允许中断学业,直到高中、大学毕业,以至后来全村无人不钦佩母亲的“高瞻远瞩”——在那个年代,我们家算是村里最有文化的“知识家庭”了。母亲为此一直感到欣慰和自豪,她认为自己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她把所有的爱都无私地奉献给了我们儿女们。

缺了父亲的家,仿佛少了一盏灯、一个支柱,少了许多的欢乐。当年,父亲一年一次的探亲假期是全家期盼了一整年、最最快乐的日子。但是,这种团聚总是那么短暂。相见时难别亦难。父亲离家归队之时,目送斯人远行,两相无力挽留,便是父母和我们全家生离长别的时刻,那种生离之痛痛彻心肺。

大约在我五六岁的时候,父亲探亲假行将结束,准备第二天离家回队,小小年纪略通人情事故的我提前感知了明日的离愁别绪,一个人躲到床上、蒙着被子偷偷哭泣。爷爷奶奶发现后以为我病了,拉起来嘘寒问暖。

记忆中母亲送别父亲的场景尤其刻骨铭心。

一个酷热的夏天,父亲探亲假期结束了,一大早挑着行李赶往离家十几里外的欧阳海大坝乘公共汽车,再赶火车回单位。母亲一如既往地带着我送父亲到几里开外一个大山岗的岔路口上,一路哭泣。分手的时候,母亲更是蹲在路边高岗上歇斯底里地嚎啕大哭,无可奈何地目送着父亲渐渐远去——30多年里,母亲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送别、哭泣……母亲的泪水,既有对父亲的缠绵和不舍,有十里相送单人还的伤感,也有对未来岁月的迷茫、无助和无奈的宣泄。

另一次是我参加工作之后——1999年的9月份,我回老家探亲后,带着我4岁的儿子准备从老家返回浙江。那次,母亲一直千叮嘱万嘱咐,一路把我们送到村口。很远之后,我回头看到母亲还一直站在村口礼堂台阶上远远地目送我们,依依不舍。刹那间,我仿佛又看到了她每年送别父亲的场景……谁也想不到,母亲这次送别竟成永诀——大约半个月后,因积劳成疾,母亲溘然长逝,年仅68岁……

这就是我普普通通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是核工业建设队伍中一群普通人的缩影!□

编辑:宫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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