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丁文江

2017-04-20 来源:中国矿业报社 本报记者:吴昊 记录整理

2017年4月13日是丁文江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日。

由中国地质博物馆、中国地质图书馆、江苏泰兴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丁文江诞辰130周年纪念及学术思想研讨会在泰兴召开。在先期举行的媒体见面会上,主办方邀请了研究近代史的专家学者以及丁文江的亲属畅谈“我眼中的丁文江”。

中国地质学会创始人合影

北京大学原副校长、首都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中国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于洸,中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潘云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宋广波,丁文江先生的侄女张筱玮应邀出席见面会。现在,让我们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通过他们的描述,走近一个真实的“新时代徐霞客”。

于洸: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师长

1931年秋至1934年夏的3年时间中,丁文江先生被聘为北大地质学系研究教授。丁先生教的是“普通地质学”,这是一门地质基础课,是他认为自己“能教的”,所以才“惠然肯来”。此外,他还教过“地质测量”、“中国矿业”等课程。他过去教书的时间比较少,不教则已,既然教了,就是用尽了所有的力量去教的。他教课决不肯按某种或某数种教科书有的内容去教,而是搜集普通的、专门的、古今中外的各种材料,斟酌取舍,并充分利用中国的地质实例,藉以解释沉积、侵蚀、火山、地震等种种地质现象。他曾说:“不常教书的人,教起书来真苦,讲一点钟,要预备三点钟,有时还不够!”丁先生对于标本、挂图之类,都全力罗致,除自己采集、绘制外,还要请托中外朋友帮忙,务求美备。当时地质调查所的同事们曾有这样的笑话:“丁先生到北大教书,我们许多人连礼拜天都不得休息了。我们的标本也给丁先生弄破产了。”

地质学所讲的内容,很多是岩石、化石,不顺口的名词,枯燥的数目。但丁先生讲课诙谐生动,深入浅出,常用一些掌故、歌谣、故事打比方,加以科学解释,学生们听起来都很有兴趣。例如,地球上的山地、水泽、平原所占面积的比例很难记。丁先生就讲,我们江苏有句俗语,叫“三山六水一分田”。这句俗语讲的数字恰与地球上山地、水泽、平原面积的比例相同。这种“巧于比拟”的方法使学生们便于记忆。但凡听过丁先生讲课的人,都会被他生动的课程吸引,不仅学会了专业知识,还会进行思考及分析问题,受益不浅。

我1957年入学,没有机会瞻仰到丁文江先生课上的风采,但是整个地质系都知道,丁先生对地质野外实习的重视。当时北大春假与暑假期间,地质学系学生都安排有为时几天或个把月的野外地质学习。丁先生对野外实习工作非常重视,亲自参加指导。凡预定实习的地方,一定自己先弄明白。吃饭、住宿、登山等等一概与学生完全一致。他的习惯是: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他认为,带领学生必须一切均照规矩,以身作则;不如此,学生不能有彻底的训练,且有愧于自己的职责。

潘云唐:他是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

丁文江先生建造了中国地质学的基础,擘画了它健康发展的路径。

他创办了中国最早成功的专门地质教育机构——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地质研究所初招学员30人,1913年10月开学,借用景山东街(马神庙)北京大学地质学门的地方授课。1916年7月,地质研究所22人结业,其中获毕业证书者18人,获结业证书者3人,1人未获证书。获毕业证书者中,13人进入地质调查所工作,实现了“今日之研究,正为他日之调查”的办学宗旨。

他与其他25位海内外专家学者发起创办的中国地质学会,是在中国建立最早的学术团体之一。

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地质调查机构(也是中国最早的科学研究机关)——地质调查所,确立了该所绵延至今的研究精神。

在丁文江的领导下,中国地质学成绩卓著,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获得了世界声誉。

宋广波:他是百科学术式的人物

除了在本专业地质学领域的卓越贡献, 丁文江先生凭借非凡的智慧和超人的精力,还抵达了他那个时代多个学科领域的制高点,在动物学、古生物学、地理学、地图学、考古学、人种学、历史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和中国古代科技文献整理等领域都有不俗的贡献。其才能还涉猎经济、政治、军事、哲学等方面,堪称真正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在地图学方面,丁文江主持绘制的《中国分省新图》和《中华民国新地图》,被认为是跨时代的新作品。清朝以后,现代地图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地质学出身的丁文江在多年的地质考察工作中,深感中国地图学之落后,因此一直有意绘制一套完整的中国地图及分省图。1930年秋,时值《申报》创立60周年,丁文江向史量才提议编制《中华民国新地图》作为纪念,史量才接受了这个建议。随后,丁文江邀请翁文灏等人合作,开始编绘地图。在编制过程中,他们广泛参考了近8000幅地图,搜集了大量天文测量的经纬度相关成果,采用了1000多个经纬点。在经过两年多夜以继日的工作后,1933年8月和1934年4月,《中国分省新图》和《中华民国新地图》先后出版,并被合称为《申报地图》。《申报地图》出版后,在社会和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在国外,这两套地图被称为“丁氏地图”,英国皇家学会的《地理杂志》和美国纽约地理学会的《地理评论》多次刊文评论,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可靠的”中国地图。

在语言学方面,丁文江也颇有建树。1929年前后,他在西南地区从事地质考察时,请教彝族“师傅”,搜集整理了有关彝族文化的素材。1936年1月,丁文江的《爨文丛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国的彝文研究,就是从丁文江正式开始的。

丁文江熟悉英、法、日、俄、德数国语言,并涉足政治,在思想史、文化史、经济史、政治史甚至军事史上均有成就。其《民国军事近记》、《徐霞客年谱》等著作,颇受好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素说:“丁文江是我所见中国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

张筱玮:他是令人敬仰的兄父

我从未见过自己的二伯丁文江,但是在家里人的讲述中,我听到了很多关于他的故事。我的哥哥年轻时也选择了去格拉斯哥大学读书,申请官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所学校,他回答:“因为我要遵循我伯父丁文江的足迹,学有所成,为科学界做出一点贡献!”

二伯不仅是我们年轻一代学习的楷模,同时也是丁氏一族的脊梁柱。父亲一辈兄弟七人,他与最小的七叔年纪相差悬殊。爷爷过世时,七叔只有4岁,二伯将他带走抚养,亦兄亦父。

同时,他还负担起几个伯父的学费,费用超过了他收入的一半,但他毫无怨言,总是量入为出,从不欠债。四伯丁文渊留学欧洲花费颇多,有人劝他向江苏省申请官费,因为时任留学生监督的沈步洲、教育部次长袁希涛都是二伯的朋友。四伯写信回家商讨此事,二伯的回复大意是说:“照你的学历以及我们家中的经济情况,你当然有资格去申请。不过,你应当晓得,国中比你贫寒的子弟实在不少。他们没有这样一个哥哥能替他们负担学费,他们想要留学深造,惟一的一条路就是争取官费。多一个官费空额,就可以多造就一个有为的青年。”二伯卖掉了北京的房产,资助四伯出国读书。四伯没有辜负他的希望,学成归来之后,两度出任同济大学的校长,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才。

出山要比在山清

丁文江先生殉职前一个月,正在湖南进行地质考察。他在麻姑桥留下这样一首诗:“红黄树草留秋色,碧绿琉璃照晚晴。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从此“出山要比在山清”一句,成为许多人珍爱的座右铭。这也正是丁文江先生一生真实的写照。

他品格清廉,两袖清风,终身不欠债、终身不仰面求人、终身保持一个独立清白之身,追求积极的人生价值,确立高尚的道德情操。

他追求真理,从不懈怠,视地质事业为生命、甚至超越生命。他不尚空谈,行必求实,用不足20年的时间,完成了中国地质事业从一张白纸到跻身国际先进的跨越。

他心系国家,胸怀担当,无论从事科学研究还是行政公职,总是忠心地为国家服务,被《字林西报》称赞为“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他的责任感来源于对中国地质调查事业现状的深刻认识,他的使命感扎根于一个地质学家对祖国无限的热爱。

今天的地质工作者,仍要遵循他的足迹,弘扬他的精神,继承他的事业,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投入到地质调查事业发展和国家经济建设中,书写新的百年辉煌。□